鼓楼医院有没有癫痫科-鼓楼医院专家门诊

2024-11-27 11:34:22

如何看待影响间充质干细胞疗效的几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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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C的临床研究风风火火开展了许多年，却无法取得可信服的治疗结果。研究者开始冷静反思：具有治疗功能的间充质干细胞为何会临床治疗无效？

间充质干细胞（MSC）是临床应用的明星之一，已经有很多很多报道间充质干细胞尝试治疗多种疾病。这里说的能“治疗”多种疾病，但不代表MSC就是这些疾病的最佳或唯一选择，也不代表MSC能治好这些疾病，只能说有研究者尝试过MSC治疗这些疾病。有些确实就没有效果，有些效果还挺不错。如果没效，那就探讨是否属于适应症，MSC并非包治百病；如果有效，那就探讨如何优化，做到最佳。

影响MSC的疗效，有很多因素，本文主要几个关键影响因素；其他影响因素还包括疾病类型、疾病进程、实施医生的医疗技术、医院整体实力水平等等。

MSC相关的关键影响因素：细胞质量、注射途经、最佳剂量、治疗时机。大概这四个因素。

1，细胞质量

不同厂家生产出来的同一种药物，质量之间存在一些差异，尤其是进口药和国产药相比较，我相信大家都没什么意见。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不同的干细胞公司。

先来大概定义一下 “细胞质量” 指的是什么？

我认为细胞质量指单位细胞或单个细胞所对应的生物学效力；效力越高，细胞质量越好。那么，什么是生物学效力（Biological Efficacy，也可以缩写为bio-efficacy）？

先来理解什么是效力，英文单词是efficacy，不是effectiveness，effectiveness是指效果。

效力包括强度（strength）和效果（effectiveness）两个因素，即相同强度（一般指浓度）下所取得的效果。因此，我们谈效力的时候，一定是要明确到做具体的事情。效力这个概念广泛用于生物界，包括杀虫剂、药物。这个概念也引用到干细胞领域。比如《干细胞制剂质量控制及临床前研究指导原则（试行）》就提到生物学效力试验用于判断干细胞制剂与治疗相关的生物学有效性。

因此，讨论MSC的细胞质量或生物学效力，就离不开具体的适应症。我们应该在一个适应症范围内谈论这个效力如何如何。比如，MSC同时具有免疫抑制和促进血管再生的功能，分别治疗两大类不同的疾病，那么相对应的就有两个生物学效力指标。

但是，现在的MSC基础和临床研究尚未进入这个细分的领域，这里就笼统的谈一谈细胞质量和哪些因素相关。

有一些参数可以反映间充质干细胞的质量，比如细胞活率、供体特性、克隆形成能力、细胞大小、免疫抑制能力和细胞因子分泌量。这里简要介绍细胞活率和供体特性。

1、细胞活率（cell viability）

这个好理解。就是MSC进入人体之前，MSC针剂里还有多少MSC是活的？在文献中明确提及MSC的细胞活率的情况不多见。不同的临床研究所用的细胞活率有所不同，细胞活率有>80%，有>85%，有88.2± 6.1%，有90%-97%，有>92%，有>95%，还有存在>70%的情况。不少国外的文章提到的细胞活率低于90%，所以别惯性思维地认为国外的干细胞质量就是好。

活率90%以上的细胞制剂和活率只有70%的细胞制剂，相同的疾病情况下，治疗效果难免会有较大的差异。毕竟，MSC需要活着，而且还要扛过肺部的清除，才能很好地发挥治疗作用。

所以，细胞活率真的很重要！

2、供体特性

供体特性包括 “供体年龄”和“供体的身体状况”。

（1）供体年龄

供体年龄是一个很重要因素，因为来自年轻供体的MSCs似乎具有更大的活力、增殖潜力和抗氧化能力，而年龄较大的成年来源的MSC具有较低的增殖能力。从年龄上来讲，脐带、脐带血和胎盘应该最具优势，乳牙牙髓次之，而骨髓和脂肪就相对年龄大点了。我个人非常不建议45岁以上的人群作为MSC的供体去抽骨髓和吸脂肪来获取MSC。

年龄越大，在骨髓中的干细胞就越少：刚出生时，骨髓1万个单个核细胞中就有1个是MSC；30岁时，MSC的数量减少到骨髓25万个单个核细胞中才有1个MSC；到80岁时，MSC的数量就更少了，骨髓200万个单个核细胞才有1个MSC。

性别可能对MSC的某些功能有影响。比如有研究显示女性来源的MSC表达更高水平的IFN-γR1和IL-6β，从而具有更强的免疫抑制能力。

那么，不同来源之间的MSC有什么功能特性上的差异？

不同组织来源的MSC具有某些差异性，主要体现在MSC的增殖速度、分泌的细胞因子谱和免疫调节能力。

（2）供体的身体状况

有不少研究证明疾病也会影响自体间充质干细胞的功能，尤其是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其自身骨髓的MSC出现功能异常，包括增殖速度减慢、克隆形成能力降低、免疫抑制能力下降、分泌生长因子的数量减少等等病理变化，使得患者自身骨髓MSC不适合用于自己疾病的治疗。

理论上，有可能存在某种先天性基因变异，导致MSC的功能出现缺陷，那么患者出生时的脐带、脐血和胎盘来源的MSC也不适合自体治疗。但是，目前还没见到这样的文章报道，只是理论上存在这种可能性。

是不是所有的患者骨髓MSC都有病变？估计也不是，可能疾病早期，患者骨髓MSC的功能并未受到损伤。

先有疾病，后导致骨髓的MSC出现功能缺陷？还是先出现MSC的功能缺陷，后导致疾病的发生？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有待科学家们的努力。

2，注射途径

临床应用的报道很多很多，本文着重讨论临床研究的人体数据，略带动物研究的数据。

动物实验和临床研究中间充质干细胞经不同的注射途经进入体内的分布动力学内容，并根据大量的体内分布数据，提出非著名的比喻性质的论断：米饭能填饱肚子，但是一粒米饭能填饱肚子吗？

期待干细胞临床研究工作者，认真思考这个非著名的论断，好好设计间充质干细胞的临床研究方案。

MSC在人体内分布的研究数据极少，估计是考虑到标记物的安全性问题。

1、静脉注射（全身性输入）

静脉注射是最常用和最简单的途径，并且允许输入大量的MSC。

静脉注射最大的弊端就是肺部能清除超过60%的MSC，造成趋化到损伤部位发挥治疗作用的MSC数量减少。这是为何？肺血管系统的特性，允许直径小于5μm的微粒或细胞完全通过，而阻挡大部分直径超过20μm的微粒或细胞。人脐带来源的MSC细胞直径大部分集中在14-20μm的范围。

人脐血来源的MSC比人骨髓MSC容易通过肺脏，而且年龄越大的供体，其骨髓MSC越容易在小鼠肺部滞留；在肺部滞留的MSC细胞数量，与MSC细胞表面表达的整合素α4和α6密切相关，表达量越高，越不容易在小鼠肺部滞留。但是，如果MSC联合整合素抗体给患者使用，那么需要评估整合素抗体静脉注射所带来的风险。

在两项小型人体临床研究中，使用铟标记的MSC外周静脉输入患者体内，尽管早期在肺部发现了大部分信号，但48小时后大部分信号转移到脾脏和肝脏。MSC静脉输入体内10天后，至少尚有约50%的MSC存留在体内发挥作用，而肺部只有不到5%的滞留量。

因此，我们不能单独依靠动物研究，需要结合临床研究来优化MSC的最佳治疗方案。

有意思的是，给大鼠静脉注射MSC后，96小时后给与检测，低氧环境增加MSC在肺部的滞留，而减少MSC在肝脏、脾脏和肾脏的数量。

以此看来，患者使用MSC时，最好是提高肺部的血氧分压，至少是正常氧气含量的环境里。

2、局部介入注射

局部介入注射，包括联合生物材料的应用（例如用于矫形障碍的骨支架）、用于神经系统疾病的脊髓鞘内注射、用于呼吸系统疾病的气管内注射，都有利于MSC避开肺部的清除。

（1）脊髓鞘内注射

MSC应用的另一个常见输入途经是脊髓鞘内注射。

MSC的脊髓鞘内注射常见于治疗神经病变类疾病，包括中风、脑瘫、自闭症等，并且此技术亦可以应用于大多数儿童（包括早产儿）。

据报道，脐带来源的MSC鞘内注射到8对伴有脑瘫的双胞胎患儿，所有患者间隔3-5天接受4次鞘内注射，每次（1.0-1.5）×10*7个MSC，经治疗6个月后运动功能明显改善。另一临床研究显示异体MSC进行静脉和/或鞘内注射，可以提高脑瘫患儿的肌张力、力量、语言、记忆、认知能力等。

全身麻醉下鞘内注射MSC时，会出现与输注相关的不良反应，发烧和呕吐最常见，甚至出现比较严重的癫痫发作；但所有症状在72小时内自发消退，在6个月的随访期内没有出现进一步的并发症。有推测发烧和呕吐可能与全身麻醉有关。

（2）脑实质内微注射

在MSC治疗脑瘫的临床研究中，研究者评价了鞘内注射联合脑实质微注射MSC治疗脑瘫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在这个临床研究中，自体骨髓MSC在体外培养至4-5代，每次注射使用2X107的MSC剂量；所有患者均接受鞘内MSC，但年龄较大或头颅较大的患者（5岁或头围50 cm或更大），先接受2次鞘内注射，再进行立体定向手术接受了脑实质内MSC微注射治疗；所有患者的总运动功能评分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脑实质内微注射并未带来额外的益处。研究者只是观察到短暂的低温和伤口疼痛，但没有更严重的不良事件。

骨髓MSC在大脑缺血区域周边局部注射治疗中风（发病超过6个月）的临床研究，共18名患者，所有患者不开展康复治疗，经过1年的观察和评价（ESS、NIHSS、mRS和F-M总评分和运动功能评分），各种评分得到改善；但是，所有的患者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由于局部注射导致的副作用（经分析和MSC无关），包括头疼、恶心呕吐、抑郁、肌张力增高、疲劳、血糖升高、C反应蛋白升高。

所以，谨慎考虑脑局部微注射MSC这种治疗方式！

（3）气管内注射

早产儿常伴随着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PD）的风险。一个小规模的临床实验验证MSC干预早产儿BPD的可行性。这9名平均妊娠25.3周的早产儿的平均体重为793克；前3名BPD患儿的MSC剂量为1X10*7/kg，后6名BPD患儿的MSC剂量为2X10*7/kg；治疗7天后，支气管分泌液中的炎症因子浓度明显下降，呼吸严重程度评分（Respiratory Severity Score）改善明显。

发生BPD风险的婴儿通常需要在出生时或出生后不久进行气管插管以进行机械通气和表面活性剂替代治疗，为MSC治疗提供了简便的输入途径。然而，目前的临床实践是在婴儿的医院疗程（通常是几天）中比在历史上（数周至数月）更早地移除气管导管。在这种情况下，MSC的静脉注射可能是气管内输入的可接受的替代方案，因为即使静脉输入MSC，MSC也可能被“捕获”在肺血管系统中。

（4）结合生物支架

干细胞结合生物支架治疗难治性疾病，尤其是神经损伤性疾病，是一个新的治疗手段。关于这方面的详细内容可参考本公众号的文章《盘点：再生医学中干细胞和新材料的研究和应用》和《生物材料：让干细胞再生疗法离现实更近》。

有报道使用自体骨髓MSC联合脱矿骨基质支架，3个月后能实现约50％的骨缺损填充，不适合普遍临床应用。另外，也有研究显示在没有骨支架的情况下实现了79.1％的填充，但使用的MSC在体外经过成骨诱导的培养处理，表明细胞比其支持结构更重要。使用供体骨作为生长刺激因素可能有助于MSC用于颅骨重建。

南京鼓楼医院开展临床研究，MSC结合胶原支架进行子宫内移植，治疗子宫腔黏连，30个月后，26名患者中的10名成功受孕，8名孕妇顺利产下宝宝，1名孕妇怀孕3个月，1名孕妇出现自然流产。

MSC结合生物支架，是一个很好的应用方向，有待更好的研究进展！

3，最佳剂量

MSC的最佳剂量取决于不同的疾病和严重程度以及输入途径。

在MSC的临床研究和应用中，细胞剂量可能属于最无厘头的和最体现不出科学性的一个环节了，即使有一些临床研究涉及剂量爬坡实验，但也不是基于动物实验的基础。

由于MSC和传统药物的特性差异巨大，具体表现至少有2点。①在MSC进入体内后，不符合传统药物典型的分布和代谢模型；传统药物属于被动分布，而MSC具有主动趋化到损伤部位的功能，MSC在健康机体和疾病机体的体内分布也不一样。②传统药物的动物实验需要多次给药维持稳定的血药浓度，而MSC的动物实验常常是单次注射，以至于MSC的临床研究也常常采取1次注射的方案。实际上，MSC的单次注射并不能取得良好的稳定的长期的治疗效果，即使短期内有明显改善。

对于某种疾病，在临床前的研究中，动物实验并没有充分证明MSC起效的最低剂量和最大饱和剂量，而且不同实验室的细胞剂量存在差异。不同实验室的培养系统、MSC的来源属性等因素，常常导致MSC的质量存在差异，直接影响了MSC的动物实验和临床研究的结果（见下图）。因此，MSC的临床前研究的数据并不能很好地指导临床研究的方案确定。

在目前的临床研究中，MSC的使用剂量范围非常大，每名患者使用的MSC细胞数从四千多个MSC到上亿个MSC不等。

局部介入的治疗方式，最低的剂量出现在MSC治疗股骨头坏的临床案例中，韩国和法国各一项临床研究用量为4500多个MSC。介入治疗最高的剂量出现在中国的一项临床研究，为MSC治疗糖尿病肢体大疱病，细胞用量为8.6亿；第二高剂量为2亿个MSC心肌注射。局部注射的MSC用量超过1亿的临床研究还有：1.2亿MSC治疗克隆氏病肠瘘、1亿MSC关节腔注射治疗膝骨关节炎的、1亿MSC治疗缺血性心肌病。

静脉输入的细胞剂量相对比较稳定，常常采用每公斤体重数百万级的MSC，即（1-10）x10*6/kg。静脉输入最高的剂量为与造血干细胞造血干细胞共移植的10x10*6/kg，按照60公斤的体重，那也是需要6亿个MSC了；还有治疗GVHD的8x10*6/kg。静脉输入最低的剂量出现在MSC和造血干细胞共移植的临床实验中，为0.3x10*5/kg。

2009年Prochymal（骨髓MSC）治疗难治性GVHD的3期临床试验的失败，是MSC临床应用的一个灾难性事件，几乎否定了MSC的临床疗效。Prochymal来源于健康人的骨髓，而MSC本身具有很强的免疫抑制能力，然而，为何Prochymal却在3期临床试验中因疗效不能明显优于对照组？

当时Prochymal的适应症为激素抵抗性难治性GVHD，本身这个适应症就是非常棘手，如果Prochymal不优化治疗方案，尤其是剂量方面突破常规思维，那么失败在所难免。

后来提高MSC细胞剂量到5x10*6/kg和8x10*6/kg，治疗激素抵抗性难治性GVHD的效果优于2009年之前的疗效，使得英国和欧盟的治疗指南推荐MSC作为治疗2-4级急性GVHD的三线治疗药物。但是Prochymal依然未得到美国FDA的认可。有意思的是，2016年有一篇Meta分析的文章提出 “剂量”这个因素并未影响MSC治疗急性GvHD患者的生存率。

虽然有专家认为5x10*6/kg和8x10*6/kg为高剂量，但是目前尚未对何种剂量定义为“高剂量”进行讨论和证明。如果把MSC看作为“药品”，那么肯定存在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剂量越高效果越好；然后达到一个饱和剂量后，继续提高细胞剂量，并不能带来更多的疗效，反而可能带来一些不良反应。

文献分析标准：①临床研究文章来源于pubmed和clinicaltrials；②只分析临床研究中是用“间充质干细胞（MSC）”的文章，不采用骨髓或脐带“单个核细胞（MNC）”的文章。

4，治疗的时机

MSC输入的时间也很重要：MSC应该是预防还是治疗？

疑难重症的治疗中，MSC被寄予厚望；但这些疑难重症的疾病模型难于模拟临床实际情况。动物实验中，经常是刚刚注射完诱导疾病建立模型的药物后，就立即给与MSC治疗。比如MSC治疗急性肝衰竭的猪实验，在注射诱导疾病的药物2小时内给与MSC经肝门静脉介入治疗，效果非常显著；还有小鼠实验，用四氯化碳诱导急性肝衰竭，24小时内即刻给与MSC脾内注射治疗。

在临床研究中，也存在疾病尚未出现时给与MSC治疗的情况。MSC和造血干细胞共移植最为常见，MSC能减少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出现排异反应（GVHD）和增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存活率，非常适合异体造血干细胞移植（骨髓移植）中配型达不到6个位点配对的情况。这时候，MSC起到辅助治疗的角色，为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保驾护航。

MSC促进糖尿病足的愈合，而且溃疡面的愈合并不伴随着疤痕组织的增生，这提示MSC能抑制疤痕组织增生，不仅适用于皮肤创伤的治疗（包括整形外科），还适用于开创性手术预防术后疤痕增生，比如最常见的腹腔术后肠粘连。需要注意的是，MSC的应用时机，因为MSC并不能消除疤痕组织，只是预防疤痕组织的出现。

细胞类药物和传统化学药物非常不同的一点，那就是细胞是活的，而化学药物是的。MSC作为活的细胞，进入到机体，必定会与机体内的微环境相互作用。微环境有利于MSC更好地发挥治疗作用，还是限制了MSC的治疗功能？本公众号的《如何看待微环境对间充质干细胞治疗的影响？》一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分析。

在这里简而述之，那就是在病理状态下，缺血缺氧微环境有利于MSC分泌更多的生长因子，而且炎症因子（TNF-α和IL-1β）能促进MSC分泌细胞因子（IL-1A、RANTES、G-CSF），但是总体来讲，炎症环境对MSC的影响是弊大于利。因为炎症因子同样能导致MSC亡，炎症环境还能提高MSC的HLA-DR（MHC II类抗原）抗原的表达，增强了MSC的免疫原性，被免疫细胞所识别，加速了MSC的清除。

国内的一项MSC治疗肝衰竭的临床研究中发现，肝衰竭体内过激炎症反应的环境抑制了MSC的活性，限制其治疗肝衰竭的疗效；相反，较低的体内炎症环境有益于MSC定植、存活和肝细胞再生。国内的另一项MSC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临床研究，研究者先给患者注射剂鹿瓜多肽、丹参酮Ⅱa前期干预治疗7天，再给与MSC治疗；和单独的MSC治疗组相比，鹿瓜多肽和丹参酮Ⅱa前期干预后再联合MSC治疗，具有更显著的治疗效果，包括降低炎性细胞因子、调节免疫、改善微循环和病损组织的修复[4]。

又比如，国外的多中心临床研究，在用骨髓MSC治疗类固醇无效的儿童GvHD的临床试验中，在疾病病程早期（开始类固醇治疗后5-12天）使用MSC治疗比较晚期治疗（开始类固醇治疗后13-85天）的疗效更好（完全有效率78％对52％）。

MSC也被应用于肾脏器官移植的临床研究中，发现在移植前给与MSC输入治疗，有利于减少器官移植后出现的排异反应，促进器官移植的成活率和恢复器官的功能。当然，在肝脏移植后出现免疫排异反应，MSC也是可以发挥免疫抑制作用。

这些临床研究的结果给我们一个很明显的提示，那就是MSC的治疗时机非常重要，甚至会影响到治疗效果，虽然研究治疗时机对疗效影响的临床研究极少。

随着疾病从发病到急性发展到慢性阶段，临床过程中可能存在一个时间窗，适合MSC发挥最佳的治疗功能。

更重要的是，不应该期待MSC单独治疗就能发挥良好的治疗效果，疑难重症都需要综合治疗。那么，MSC是主力发挥治疗作用还是辅助治疗？这很可能取决于具体的疾病。比如造血干细胞治疗血液肿瘤，造血干细胞是主角，MSC是辅助治疗；器官移植，MSC也是辅助治疗。免疫排异反应（包括GVHD和器官移植的排异反应）的治疗中，MSC就是主角，发挥主力治疗作用。

5，小结

MSC具有多重功能，比如有免疫抑制功能、促进机体组织器官的修复功能、促进血管新生/再生、支持造血干细胞的增殖和分化等，因而MSC的临床适应症比较广。

甚至有大鼠实验发现MSC能增强机体抵抗细菌的感染和促进细菌的清除。一项MSC治疗难治性艾滋病的临床研究显示MSC能增强抗HIV病毒药的效果。因此，MSC治疗难治性细菌和病毒感染方面，也是一个有意思的研究领域。

MSC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因此，MSC治疗的核心问题不是“MSCs治疗有效吗？”而是：“我们如何优化MSC疗法的疗效，同时避免不良反应？

蔡氏有哪些历史名人

有：蔡邕、蔡伦、蔡襄、蔡文姬、蔡京等。

1、蔡邕

蔡邕（yōng）（133年—192年），字伯喈。陈留郡圉县（今河南省开封市圉镇）人。东汉时期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才女蔡文姬之父。

蔡邕早年拒朝廷征召之命，后被征辟为司徒掾属，任河平长、郎中、议郎等职，曾参与续写《东观汉记》及刻印熹平石经。后因罪被流放朔方，几经周折，避难江南十二年。董卓掌权时，强召蔡邕为祭酒。

三日之内，历任侍御史、治书侍御史、尚书、侍中、左中郎将等职，封高阳乡侯，世称“蔡中郎”。董卓被诛杀后，蔡邕因在王允座上感叹而被下狱，不久便于狱中，年六十。

蔡邕精通音律，才华横溢，师事著名学者胡广。除通经史、善辞赋之外，又精于书法，擅篆、隶书，尤以隶书造诣最深，有“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有神力”的评价。所创“飞白”书体，对后世影响甚大。

唐张怀瓘《书断》评蔡邕飞白书“妙有绝伦，动合神功”。他生平藏书多至万余卷，晚年仍存四千卷。有文集二十卷，早佚。明人张溥辑有《蔡中郎集》，《全后汉文》对其著作也多有收录。

2、蔡伦

蔡伦（？－121）字敬仲，东汉桂阳郡人。汉明帝永平末年入宫给事，章和二年（公元88年），蔡伦因有功于太后而升为中常侍，蔡伦又以位尊九卿之身兼任尚方令。

蔡伦总结以往人们的造纸经验革新造纸工艺，终于制成了“蔡侯纸”。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奏报朝廷，汉和帝下令推广他的造纸法。建光元年（公元121年），因权力斗争自杀身亡。

蔡伦的造纸术被列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对人类文化的传播和世界文明的进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千百年来备受人们的尊崇。被纸工奉为造纸鼻祖、 “纸神”。

麦克·哈特的《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中，蔡伦排在第七位。美国《时代》周刊公布的“有史以来的最佳发明家”中蔡伦上榜。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特别展示了蔡伦发明的造纸术。

3、蔡襄

蔡襄（1012年3月7日－1067年9月27日），字君谟。兴化军仙游县慈孝里赤岭（今福建省仙游县）人。北宋名臣，书法家、文学家、茶学家。

天圣八年（1030年），蔡襄登进士第，先后任馆阁校勘、知谏院、直史馆、知制诰、龙图阁直学士、枢密院直学士、翰林学士、三司使、端明殿学士等职，出任福建路转运使，知泉州、福州、开封和杭州府事。治平四年（1067年），蔡襄逝世。累赠少师，谥号“忠惠”。

蔡襄为官正直，所到之处皆有政绩。在福州时，去民间蛊害；在泉州时，与卢锡共同主持建造万安桥（洛阳桥）；在建州时，倡植福州至漳州七百里驿道松，主持制作北苑贡茶“小龙团”。

所著《茶录》总结了古代制茶、品茶的经验，而《荔枝谱》则被称赞为“世界上第一部果树分类学著作” 。其诗文清妙，书法浑厚端庄，淳淡婉美，自成一体，为“宋四家”之一。有《蔡忠惠公全集》传世。

4、蔡文姬

蔡琰，字文姬，又字昭姬。生卒年不详。东汉陈留郡圉县（今河南开封杞县）人，东汉大文学家蔡邕的女儿。

初嫁于卫仲道，丈夫去而回到自己家里，后值因匈奴入侵，蔡琰被匈奴左贤王掳走，嫁给匈奴人，并生育了两个孩子。十二年后，曹操统一北方，用重金将蔡琰赎回，并将其嫁给董祀。

蔡琰同时擅长文学、音乐、书法。《隋书·经籍志》著录有《蔡文姬集》一卷，但已经失传。现在能看到的蔡文姬作品只有《悲愤诗》二首和《胡笳十八拍》。

历史上记载蔡琰的事迹并不多，但“文姬归汉”的故事却在历朝历代被广为流传。

5、蔡京

蔡京（1047年2月14日－1126年8月11日），字元长，北宋权相之一、书法家。北宋兴化军仙游县慈孝里赤岭（今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枫亭镇东宅村）人。

熙宁三年进士及第，先为地方官，后任中书舍人，改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崇宁元年（1102年），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右相），后又官至太师。

蔡京先后四次任相，共达十七年之久，四起四落堪称古今第一人。蔡京兴花石纲之役；改盐法和茶法，铸当十大钱。北宋末，太学生陈东上书，称蔡京为“六贼之首”。宋钦宗即位后，蔡京被贬岭南，途中于潭州（今湖南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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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有多个姓蔡的名人,哪几位最有名。

蔡邕：陈留圉（今河南省杞县南）人，东汉时著名文学家、书法家，他博学多才，通经史、音律、天文，善散文词赋，又工隶书，曾创“飞白”书，且善画，是东汉四大画家之一。

蔡伦：桂阳（今湖南省郴州）人，东汉宦官，改进了造纸术，他总结西汉以来用汀质纤维造纸的经验，创造用树皮、麻头、敝布、渔网造纸之法。时称蔡侯纸。被后世传为我国蔡姓造纸术的发明人。

蔡襄：兴化仙游（今属福建省）人，北宋时杰出书法家，工书善画，其楷、行、草书皆具特色，为“宋四家”之一。著有《茶录》、《荔枝谱》等。

蔡锷：湖南省邵阳人，自幼聪明好学，立志献身我国民族事业，早年积极参加民主革命运动，反对封建专制，为我国的共和事业奉献了终生。

蔡畅：湖南省双丰人，我国著名的女革命家、中共党员，早年积极参加民主救国运动，历任全国妇联主席、中央政府委员、人大副委员长等职。

蔡文姬：名琰，字文姬，陈留圉人，蔡邕之女，东汉时著名女诗人，她天生丽质，博学有才辨，且通音律，有“才女”之称。其入胡的故事家喻户晓，作品《胡笳十八拍》尤为著名。

蔡元定：福建省建阳人，南宋著名理学家，自幼学习孔孟和“二程”理学，博学而聪悟，在理学、易学与音律研究等方面均有成就，著有《大衍详说》、《皇极经世》、《八图阵》传世。

蔡元培：浙江省绍兴人，早年参加民主革命运动，积极倡导科教育人，实行先进办学方针，提倡民主、科学，曾先后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司法部长等职。

蔡和森：湖南省双丰人，中国***早期卓越***之一，早年积极倡导并参加革命运动，历任我党重要职务，后因被叛徒出卖而壮烈牺牲。

蔡廷锴：广东省罗定县龙岩乡人，著名的爱国将领，早年从军，积极投入革命斗争事业，曾在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中奋勇抗击日军进攻，给予其沉重打击，在中国人民抗战史上写下光辉篇章。

蔡锡勇：清末洋务派。他受张之洞之命，创办湖北炮厂，织布局，马鞍山煤矿局等。并精通速记术，将速记应用于翻译，是中国速记的创始人。

蔡雄：（1907—1927），大革命时期温州地区的学运先驱，浙江瑞安人。1924年参加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任温州学生救国联合会***和共青团温州支部书记。1927年5 月在温州被捕，拒不招供，遭受毒刑后双臂和大腿全被打断，仍一身傲骨，视如归。5 月23日，血肉模糊的蔡雄被敌人装入箩筐，抬往刑场就义，时年仅20岁。

蔡仪（1906.6.2——1992.2.28）中国当代机械自然唯物主义美学家。原名蔡南冠。湖南攸县人。早年曾留学日本等。建国后，曾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兼研究部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副会长。在美学思想上，他撇开美与人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关系，机械地运用自然唯物主义观点研究美学，提出美的本质就是事物的典型性，是个别之中显现着种类的一般。把美学研究引向了又一错误方向。有人把蔡仪解读为美学家，此种解读存在极大偏差，是并没有把的美学思想实际弄清楚，没有掌握美学的精髓！主要美学著作：《新艺术论》、《新美学》、《唯心主义美学批判集》。主编：《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和《美学原理》。

蔡斌：（1966—今），浙江慈溪人，排球运动员、教练员，97年担任上海女排主教练，99年开始执教国青队，2009年当选国家女排主教练。

蔡騄男，19209月生，浙江省吴兴县人。1943年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外语水平能阅读翻译英文、德文、日文科技资料并担任译审工作；在口译方面能用英语与外国专家直接对口。本人退休前担任十五冶金建设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享受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待遇。主要社会学术团体兼职：黄石市科技外语研究会、黄石市科技口语研究会、黄石市土建学会名誉理事长。本人技术专长：工业、民用建筑的设计与施工；铁路桥梁施工；国外科技资料的翻译与评审。退休后91年—95年曾任湖南省政协基建办公室技术负责人。60年以前完成湖南长沙钢厂、衡阳硅钢片厂、株洲钢厂等规划设计；负责完成湖北大冶湖一号铁路桥，在施工中采用土的电动双液硅化加固法，使桥台贯入阻力提高60%，中墩贯入阻力提高130%，地基承载承力提高一倍。70年代参加武钢一米七轧机连铸车间引进工程建设，80年代参加江西贵溪冶炼厂引进工程建设分别担任引进技术资料的全部翻译及审定工作。著述：《蓄热法冬季施工》、《防水工程施工总结》、西德引进武钢连铸车间各项技术资料翻译共1000万字，贵溪冶炼厂引进日本成套设备技术资料共500万字。80年代负责组织编写中国有色总公司持种结构施工操作规程等。

蔡敦男，1932年生，广东潮州人。汕头市中心医院口腔科主治医师。从事口腔科专业30多年，有较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医疗医德良好，深受汕头地区口腔疾患者的赞扬。其医疗特长是额面外科的治疗。曾抢救危重的下额骨血管瘤大出血病例多例，在1990年第三届全国口腔额面外科学术会议发表的《下额骨血管瘤治疗病例探讨》被收入专集。并成功地为年纪仅11岁的患者切除先天性巨舌症。所写论文《先天性巨舌症（淋已管瘤）切除术改进法探讨》曾在1990年汕头市中华医学会分会学术论文宣读。汕头市的口腔额肿瘤病例较多，在开展额面外科时做了大量的工作，先后挽救了不少口腔肿瘤病人。他在1970年—1977年 7年中共成功摘除14例额骨肿瘤，病例中有上、下颌骨巨大肿瘤及上颌骨恶性肿瘤，对颌面部整容手术颇有研究。30年中曾为数千先天性唇胯裂进行过整容手术，深受患者好评，对常见的口腔疾息牙周病亦有研究，用中西结合为数千患者治疗，效果尚好，为疾患解除痛苦，深受广大患者欢迎。

蔡俊男，1938年11月生，江苏徐州人。主任医师。大学文化。现任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医院主任，疑难病专家门诊主任，传统医学博土，国际传统医学会国际中医药学院、香港中华中医药学院教授，国际中西医结合研究会理事，香港名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国颈椎病专业委员会、中国传统医学会委员，世界医药研究中心研究员，世界传统医学风湿病研究员，中国福州生物医学研究所及中国侨光医药保健科研所研究员。从事医、研、教40年，擅长男女老幼诸般疑难病症，对于骨科、精神、神经科、内分泌、类风湿、脑瘫、脑萎缩、重症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癌症等治疗有不同程度的突破；尤对于各类骨质增生，颈、腰椎病，以及各类原因引起的坐骨神经痛、三叉神经痛的造诣极深。成为国内外知名度颇高的疑难病治疗专家。独创的“小刀疗法”，以小手术代替大开刀，为一些腰痛、颈椎病、淋巴结核、癫痫、肩周炎、强直性脊柱炎等疑难病在治疗上开拓了一条行之有效的新路。著医案2部，参著医书21部。经常参加、主持国内大型学术会。撰有《综合疗法治疗颈椎病》论文荣获1992年国际医药科技进步奖；《中西医结合治疗强直性脊柱炎》、《滕蚣汤配合小刀疗法治疗腰椎病》二篇论文，获1994年国家级特等奖，分获“振兴国医”金质勋章各1枚；肝癌》、《肺癌的治疗进展与讨论》2篇论文荣获第六届国际优秀论文一等奖一中西医结合治疗帕金森病60例临床疗效观察》等3篇论文1996年评为世界优秀论文一等奖；1998年应邀参加在新加坡举行的跨世纪医学新进展暨世界名医颁奖大会，其论文《腰椎病的治疗进展及讨论》荣获世界优秀一等金杯奖，同年应邀参加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四届传统医学授奖大会，其论文《强直性脊柱炎的误诊与治疗展望》荣获优秀成果奖、获金牌、金杯奖。共撰文190余篇，国内获奖162篇，国际获奖24篇。国际医学部及美国传记协会指定为1999年全世界科学名人并颁发金牌纪念。因在本世纪内取得了辉煌成就，国际医学部授予其“世界紫荆花医学金奖”、“20世纪风云人物医学家金奖”。

5.1 蔡顺礼中将

蔡顺礼（1913-——），江西省吉安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1军团1师3团青年干事，2团连政治指导员，红1军团第12团总支部书记，中央保卫营政治委员，红一军团骑兵连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骑兵营、团政治委员，晋察冀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兼干部科科长，晋察冀分局党校组教科科长，晋察冀政治部除奸部部长。

时期，任晋察冀野战军第3纵队9旅、7旅政治委员，第8纵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19兵团65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武装保卫局局长，中国总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部长，中国政治学院院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昆明副政治委员，石家庄高级陆军学校政治委员。在中国***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5.2 蔡永少将

蔡永（1919-2001），江西省泰和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了中国***。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1军团第2师4团战士、宣传员、团政治处青年干事，第2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三、四、五次反“围剿”战斗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政治处干事、营政治教导员，苏鲁豫支队鲁南独立团政治委员，新四军第4师10旅28团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淮海军分区特务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支队政治处主任、支队政治委员等职。率部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和段村、襄安、钱上集及苏鲁豫、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多次反扫荡、反蚕食战斗，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2纵队6师17团团长，师参谋长，第四野战军第39军116师副师长等职。指挥所部参加了怀德、昌图、四平、彰武、闻家屯战斗和平津、湘西、广西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第49军145师师长兼广西平乐军分区司令员、军参谋长，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空3军参谋长，后兼志愿军空军前方指挥所参谋长、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前方指挥所参谋长。回国后，任空3军副军长兼参谋长，武汉空军副司令员，空军某军军长，南京空军副司令员，沈阳空军副司令员等职。参与指挥了湘西剿匪、抗美援朝中的空战等战斗，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和国土防空作战做出了贡献。是中国***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19月10日因病在大连逝世，享年83岁。

5.3 蔡长元少将

蔡长元（1917-——），四川省宣汉县人。1933年红军打开宣汉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9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由团转入中国***。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9军第27师79团3营通讯员。1934年到团部当了青年干事，1936年10月，红9军西渡黄河，转战河西走廊。所在的27师在古浪受挫，1000余人仅剩400余人突围出来。红9军经过两次倪家营子缩编为一个团，只有5个连。随红9军残部向西走了两天，又奉命重返梨园口，掩护红30军西进。在梨园口血战了一场，部队开始分散突围。时任给部部长吴先恩（后授中将衔）的警卫员，他和吴先恩突围后，在祁连山躲了三个月，过着野人的生活。后来两人出山，昼伏夜行，沿途乞讨，在凉州被敌人冲散。几经辗转，投奔了邓宝珊部。1937年，在邓宝珊部打听到我军的消息，带枪找到了八路军358旅。不久，被送往延安抗大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毕业后，分配到晋察冀任组织部青年科长。

时期，任晋察冀野战军4纵11旅政治部主任，1947年，杨成武将善于打山地战的11旅充实到3纵，改称3纵9旅，升任旅副政治委员。第9旅在清风店战役中露了一手，一天一夜走了200多里，抢先到达清风店，取得了清风店战役的胜利。任9旅政治委员时，率领9旅两天一夜走了300多里山路，赶到新保安镇，完成了对敌35军“围而不打”的任务。9旅还有一个记录：两天三夜，走了500来里，9旅因此有“神行太保”的美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第3纵9旅改编为63军198师，做了多年政工干部的出任189师师长。在太原战役中，198师激战攻克太原外围核心工事双塔寺，活捉了敌人一名军长，被授予“立功太原”红旗。在兰州战役中，点名189师的老红军团566团主攻豆家山，566团占领豆家山一号阵地，565团占领二号阵地，189师又血战7个小时，打退了敌军的反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第63军189师师长，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3军189师师长，在第五次战役中，189师在铁原阻击美军4个机械化师和2个南韩师进攻，以保证我军主力的安全。美军利用现代化武器的威力，天上飞机狂轰烂炸，地面坦克开道，火焰喷射器跟进喷烧，189师整整阻击了三天。1953年回国，进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57年升任第24军副军长，1961年升任第66军政治委员，1963年回到第63军任政治委员。在邢台大地震救灾工作中，第63军出色的纪律和作风受到的赞扬，后来将189师调入北京卫戍区。1967年因患重病离职休息，1979年自愿到陕西省任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5.4 蔡长风少将

蔡长风（1910-2001），江西省吉水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由团转为中国***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战士，红12军第36师军需处管理员、粮秣股股长、军需处处长，红1军团第2师5团供给处主任、师供给处处长。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供给处主任，115师后方留守处主任、科长，教导第5旅供给部部长，新四军独立旅供给部部长，鲁南县财政科长兼税务局长，鲁南行署财政科长，旅供给部部长，山东滨海供给部部长、后勤部部长兼政委等职。随部队东渡黄河，首战平型关，回师晋西，挺进鲁南，圆满完成了战时物资的供应保障任务。

时期，任新四军兼山东后勤部副部长，山东野战给部部长，华东野战给部部长，华东供给部副部长，第三野战给部部长等职，参加了鲁南、鲁中、莱芜、孟良崮、临驹、南麻、泰安、济南、许昌、洛阳、开封、淮海、渡江、南京、上海等战役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10兵团后勤部部长，华东海军后勤部部长，海军财务部部长，海军后勤部副部长，海军后勤部顾问等职。为建立和完善海军后勤保障体系作出了贡献。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1年1月2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5.5 蔡炳臣少将

蔡炳臣（1915-1978），河南商城县人。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25军73师217团排长，商城县区游击队政治指导员、便衣队队长。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4支队7团政治处主任，第2师4旅11团政治委员。

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松江第2军分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4野战军第40军153师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公安军师政委，吉林省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广东公安总队第二政委治委员，湖北省独立师政治委员，河南省政治部副主任，铁道兵政治部副主任。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78年8月24日逝世，终年63岁。

5.6 蔡爱卿少将

蔡爱卿（1913-1978），湖南省岳阳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入中国***。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3军团4师9团排长，第11团连长，第12团副营长、营长，第11团参谋长。1931年参加了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长征和直罗镇战役。

抗日战争时期，任山西青年抗敌决第一纵队中队长、大队长，第38团团长。1942年日军炮制了在沁源建立“山岳剿共实验区”的计划，、邓小平指示对入侵之敌实行长期围困、逼走逼的方针，把敌人据点内的群众全部动员起来，实行彻底空室清野。38团和沁源县委组成了“沁源围困指挥部”，任总指挥，将全县划分为11个“战区”，以部队为骨干，和游击队民兵组成了13个游击集团，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围困战。后任太岳第1军分区副司令员。

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4纵11旅副旅长，第9纵25旅旅长，豫西第2军分区司令员，河南警备2旅旅长。参加了上党、邯郸等战役。1946年获战斗英雄称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南高师师长，华南防空司令部副司令员，中南防空部队副司令员，广州防空军副司令员，山西省副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78年3月3日逝世，终年65岁。

5.7 当代将军

蔡毓通少将

蔡毓通（1931-——），山东省荣成市成山卫镇柳夼村人。1946年参加中国，1947年加入中国***。

时期，历任中国某部连长。参加过中的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作战和解放福建、夏门东山岛等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某部报话站站长、团参谋长、卫星测控站站长、某基地后勤部部长，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第26基地（西昌卫星发射测量控制中心）副司令员等职。

1955年被授予尉官军衔。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解放勋章。1988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

蔡鸿猷烈士蔡鸿猷（1897年—1928年10月6日），男，汉族。乳名德宣，字辉甫，号哲臣，浙江缙云小章村人。　蔡鸿猷于1915年县立第一高等五云小学毕业后，蔡鸿猷随父母迁居兰溪县(今兰溪市)马埠区方家租种地主土地，后任小学教员。1919年，外出从军，在浙江陆军中服务。1922年加入中国***。曾入浙江陆军无线电话教导队第一期学习。1924年8月，受组织选派从上海大学考入中国国民党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步兵科学习。在校其间，先后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第一次东征、削平滇桂军叛乱等战斗。1925年9月军校毕业后，历任国民革命军排长、连长、连党代表等职，参加了广东革命军第二次东征。1926年，奉调广东革命政府财政部缉私卫商总队（后改名税警团）任第一团第一营党代表。1927年2月，任税警团上校党代表。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为革命政府筹集经费、打击走私、查禁烟苗和维护经济秩序，与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同年4月15日，广州发生四一二政变，大批***员遭抓捕。他也于4月16日被捕入狱，关押在广州郊外南石头惩戒场。经数次拷审，始终坚贞不屈，还劝前来探监的同乡同学吴震参加***。后转囚于国民党广州公安局拘留所。1928年10月5日，审讯后押回狱中，写下给父母的遗书和诗二首。其一首：“赤血染黄花，磷光照万家。两度中秋月，半生志未酬。”1928年10月6日，拖着脚镣手铐，昂首挺胸，迈向刑场，英勇就义于广州郊外。 1951年中央内务部追认为革命烈士。

蔡永祥烈士

蔡永祥（1948-1966），安徽省肥东县湖滨乡（现六家畈镇）大蔡村（曾名大红村）人，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1966年2月参加中国。

入伍后，为中国浙江省3支队3连（现为武警3支队3中队）战士，成为一名守卫钱塘江大桥的哨兵。蔡永祥立志发扬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以董存瑞、雷锋、欧阳海、王杰、刘英俊等英雄模范为榜样，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祖国。在连队里，时时处处把方便让给他人，把困难留给自己。平时搞内务卫生，站岗放哨，事事抢在前面，还经常帮助战友洗衣服、洗被单，帮助伙房挑水、洗菜、做饭，被同志们称为“半个炊事员”。

1966年10月10日凌晨，蔡永祥守卫在钱塘江大桥上。2时34分，由南昌开往北京的列车向大桥飞驰而来，蔡永祥突然发现离他40多米的铁轨上，横着一根大木头。为保证列车的安全，蔡永祥不假思索地抱住大木头跃出铁轨。列车安全地停在大桥上，而年仅18岁的蔡永祥却在火车强大气流冲撞下壮烈牺牲。

为表彰他的英雄业绩，中共南京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共党员、革命烈士，追记一等功。1968年10月29日，杭州市人民政府在钱塘江大桥北面的月轮山上，蔡永祥塑像和事迹陈列室落成，以志纪念。从1968年11月到1978年12月，陈列馆接待各界瞻仰人士达480多万人次，接待来自世界各地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友人、华侨、港澳同胞，计102批，共1000多人次。